平安浙江16年“治”字当先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吴攸
“浙江的地名为何都这么美?”
这是最近走红网络的问题,“安吉、平阳、玉环、丽水、慈溪……”一个个优美的地名不仅有其历史渊源,更有如今平安力量的加持助力。
从诗画安吉到互联杭州,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到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治理”是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浙江之行关注的高频词。
建设平安浙江16年来,“治”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浙江率全国之先将“最多跑一次”引入社会治理领域,所有县(市、区)全部建成实体化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信访超市),形成“全省一盘棋、市级抓统筹、县区负主责、基层强执行”的社会治理机制。
全省政法机关以“三个地”的政治担当、排头兵的奋进姿态,攻坚克难、积极进取,全力推动政法工作创新发展,深入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
浙江发挥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力量,让高新技术企业等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全省共有平安类社会组织4188个23.87万人。
据统计,2019年浙江省刑事案件总量、命案同比下降10.17%、17.35%,新发命案连续3年全破,法院新收诉讼案件同比下降4.6%,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12.2%、减少死亡1043人,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97.14%、同比上升0.3%。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去年7月1日,全新修订的《宁波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宁波公安借此契机,开展全市从白天到晚上,从城市到农村,全方位、立体式整治。战酷暑、冒高温,“白加黑、5+2”,交警部门全警上路,机关警力支援路面,各地交警、派出所、巡特警联勤联动,采用人力加科技查处的方式,夜以继日严查驾乘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
针对共享电动自行车无配备头盔现象,宁波交警相关负责人对“小遛共享”公司进行约谈,要求他们尽快对市场上投放的车辆配齐、补齐安全头盔。
这次“史上最强整治”是浙江省“创文明交通、治秩序乱象”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去年以来,浙江省扎实推进公共安全领域专项整治,加强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推行实施驾驶人佩戴头盔,严禁无牌无证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严查电动自行车逆行、闯红灯、违法载人等行为,全省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310人、下降15.15%。
与此同时,专项整治重点车辆安全监管,挂牌督办146处重点隐患路段,查处交通违法行为5782万余起。围绕“防大火、降亡人、压总量”目标,打好消防安全3年翻身仗,强化消防安全综合治理,深化出租房、电动自行车等火灾多发领域专项整治,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和事故责任查究制,火灾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同比下降25%、23.3%。
2月21日下午,随着上海航空B-5523航机降落在温州龙湾国际机场,42名诈骗犯罪嫌疑人被永嘉公安机关从海南押解回温。涉及全国多个省份的2000余起特大电信诈骗案成功告破,涉案总金额高达500余万元。
2015年成立的温州市反通讯(网络)诈骗中心,集接警处置、技术反制、研判打击为一体。按照“事前预警、事中阻断、事后打击”的工作要求,依托温州市公安局合成作战体系,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斗智斗勇,在综合防范、技术反制、实战打击、创新机制等方面形成了反诈“温州经验”。
浙江推动反欺诈体系建设向县(市、区)延伸,破获电信网络新型犯罪案件4.28万起、刑拘犯罪嫌疑人1.89万余名,追缴涉案资金3.27亿元,返还冻结资金2.45亿元。
2019年,浙江省政法机关重拳出击,共打掉涉黑组织92个、涉恶犯罪集团346个、涉黑涉恶犯罪团伙602个,破获刑事案件2.38万件,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问题和“保护伞”案件1300余起,处理2000余人。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回头看”问卷显示,群众对专项斗争满意度平均分为98.6分。
部署开展诉源治理
去年,浙江省法院收案168.6万件,同比下降4.6%,系近10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这可以说是化解“案多人少”矛盾路上的里程碑。
去年以来,浙江省围绕“将案件数量降下来”要求,出台工作意见,召开专题会议,全面部署诉源治理工作。
一年的实践探索,“党政领导、政法主导、社会协同、多方参与、齐抓共管”的诉源治理工作格局有效形成,政法单位执法司法理念进一步转变。
通过“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浙江完善诉调、警调、检调、专调、访调“五调联动”工作机制,推广应用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形成多元化“诉源治理”方案。受理调解申请72.5万件,调解成功63.9万件、成功率达88.68%。
在多元化“诉源治理”方案中,行政复议作用不可小视。去年6月,杭州在全市各区县相继成立了行政复议局,只要群众对行政执法行为不满意,认为不合理或不合法,他们都可以就近到当地的行政复议局去寻求帮助。
近年来,杭州市不断畅通行政复议通道,方便群众行使行政复议权利同时坚持调解优先。据了解,杭州市2019年行政复议收案量同比增长了20%,但行政复议的立案量下降了16%。
去年12月31日,全国首个省级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揭牌成立,标志着浙江实现了省市县三级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全覆盖。据统计,去年各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协调化解近30%的行政案件,一审行政案件调解撤诉率高于全国6个百分点。
“检察官,现在开设赌场的这个案子可以再次报捕了吗?”余姚市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该市一恶势力犯罪集团领导者涉嫌开设赌场案时,鉴于证据情况对该案作出存疑不捕决定。后经审查确保证据已到位的情况下,建议办案单位再次报捕,最终该犯罪嫌疑人被依法批准逮捕。
在办理该案时,余姚市检察院启动案件会商机制,与公安机关就该案的侦查思路和补证方向进行多次沟通,指导关联案件和关联犯罪嫌疑人的侦查策略,引导办案民警补充新证据十余份。该案的办理,是余姚市检察院通过启动会商机制引导侦查,减少退补次数,从而降低“案件比”,达到诉源治理目的的一个缩影。
浙江健全“少捕慎诉”工作机制,完善“醉驾”案件办理工作机制,出台《关于办理“醉驾”案件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既保持严查严打态势,又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预防减少“醉驾”犯罪。
同时,通过完善分流、调解、速裁、快审及律师值班、量刑建议等机制,全省不捕率、不诉率领先全国。
数字技术智慧治理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浙江干部群众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不断创新,提高系统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和智慧化程度,让城市更聪明、更智慧。
作为智慧城市“探路者”,宁波在全国率先系统部署智慧城市建设,实现了全域“一张网”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治理事件处置率达99%以上。宁波市经信局副局长徐云说,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智慧城市建设将在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迸发出巨大能量。
2017年起,嘉兴市在全市范围推广“智安小区”建设。人民群众眼中的“智安小区”,也许只是“家门口多了几个探头”,但这背后,其实是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和信息化手段破难题、补短板,进一步做强、做实的一个个平安建设“细胞单元”。
“建设‘智安小区’,等于为居民撒开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建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防护墙……”嘉善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高海钢说。
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归根到底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的生活更美好。浙江省深化推进智安小区、智安单位、智安乡镇(街道)建设,打造“无案村(社区)”示范点,建成4237个智安小区,其中2371个实现零发案。
政法智能化建设同样不甘落后,浙江以打造政法信息化建设示范省为目标,有力推动了政法工作转型升级和质效提升。
浙江推进政法机关“一体化办案”系统提质拓面,逮捕、起诉、审判、入矫执行、减刑假释和立案监督6个协同全面应用,涉案财物管理、换押、刑罚执行送达及交付执行、监狱入矫调查评估等协同推广试行,案多人少矛盾得到有效缓解。
法院系统首创异步审理模式,推进移动微法院迭代升级、扩容增效,让当事人和法官充分感受“指尖诉讼、掌上办案”的便利;检察系统推广智慧公诉办案辅助系统应用,盗窃、危险驾驶两类案件办理效率提升70%以上;公安系统推广“云上公安、智能警务”应用;司法行政系统完善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应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