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的坚守

梦想的坚守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 赵晓敏

 

21年前，一个7岁的小姑娘，看着电视机里的大盖帽，郑重向家人宣告：我以后要学法律！从那时起，一个模糊的法律梦就此根植！

 

15年前，一个13岁的少年，在老师拼命灌输北大梦、清华梦的时候，坚定地表示：我要考中国政法大学！从那时起，健全中国法治、填补法律空白成了她心中崇高的责任！

 

9年前，一个刚满18岁的女孩，如愿地走在法大的校园，因为《国家公诉》中叶子菁齐耳的短发、干练的检察制服、闪闪的检徽而激动不已。从那时起，刚正不阿、带着人性关怀的检察官成为她唯一的职业目标！

 

3年前，我如愿来到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站上公诉席的诱惑让我激动不已。制作结案报告、提讯嫌疑人、外出取证、跟着承办人出庭支持公诉，就连归档订卷都让我热血沸腾！

 

半年后，我被调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承办组，几乎每个案子都有二三十本卷宗，繁重的工作渐渐磨去了初始的激情。一个涉众诈骗案，按照法律规定，要在收案后三天之内给遍布全国的264名被害人邮寄权利义务告知书，为确保每个被害人都能得知案件进展，我需要按照卷宗里记载的电话逐一核对地址。晚上八点多，“您好，我是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的……”“你有病啊，你们这些骗子要是再给我打电话，我就报警！”“您好，我……”话还没说完，电话那边已经传来嘟嘟的声音，这是今天第六个说我是骗子的人！看着满桌子的信封和告知书，我哭着给爸妈打电话，“我干嘛非要留在北京啊，我加班工作，还要让人家指着鼻子骂我是骗子！就算你们给我买房子交首付，可我连房贷都还不起，我现在就能看到十年之后自己的样子！”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优秀的书记员，但我却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再也找不到北京曾带给我的那份古朴和包容！

 

爸爸叹了口气，“爸爸没有你那么多的想法，我只想做一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法官，只想我办的案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爸爸的话让我陷入沉思。20年前，他放下粉笔，离开讲台，在法官奇缺的年代成为了乡镇派出法庭的一名法官。整个法庭一共四个人，两个常年病假，只剩下忙于事务工作的庭长和他。小镇辖区13个村屯，每年200多起案件压在他一个人身上。没有书记员，爸爸就让妈妈下班后，穿上借来的制服冒充书记员跟他骑上一两个小时的自行车下乡取证。没有电脑和打印机，唯一的手写油墨印刷机坏了，我们一家三口就趴在铺满案卷材料的地板上，用钢笔誊写着几十份急着发出的判决书。一个赡养案子，老人瘫痪在床没法参加庭审，爸爸就把法庭搬到老人家的炕头上，一边骂着不孝的儿女，一边居然就调解结案了！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乡村司法环境，程序违法，诸多不规范，却没有一个人因为不满爸爸的审判上访，没有一起错案！一个默默无闻的乡镇法官，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用最朴实无华的行为诠释了什么是奉献，什么是司法为民，什么是兢兢业业！我为自己的迷茫和抱怨汗颜……

 

一天晚上，处长走进我的办公室，“你每天把自己埋在案件里，跟一个办案机器有什么区别？你来检察院就是为了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书记员吗？”是啊，我的锐气和锋芒呢？我的骄傲和自信呢？我从儿时就不曾动摇的梦想呢？我开始反思。

 

2013年初，我独立承办案件，开始探索自己的办案模式，以及与当事人沟通的模式。我利用自己比较有亲和力的特点，以温和的态度与嫌疑人交流，让他们感受到尊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尽量满足他们案件以外的要求。借调到市院的半年，让我在一个更宽广的平台鸟瞰全市公诉工作，全新的视角让我从一个小匣子中舒展开来。我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重燃了对公诉工作的热爱。“大妈，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们老两口还带着小外孙，也别太上火了，自己注意身体。”“姑娘，这段时间给你们添麻烦了。大妈跟你说说话就觉得心里痛快多了，我手里攥着一把欠条，都是别人欠我闺女的，我找了好几个地方的法院，都不给立案！要是他们能像你这样跟我讲讲理，我也就不这么心寒了。”对于一个因为女儿涉嫌合同诈骗而急白了头发的老人，我能做的只有听听她无奈的倾诉，提供给她一点案件之外的法律咨询。“把手上的印油擦擦吧，别蹭身上。”我在接过纸巾的嫌疑人眼里看到了一份感激。“这是你上次让我帮你从老家要来的孩子的照片，只能给你打印版的，照片不能带进去。”嫌疑人眼里噙满泪水，沉默许久。和缓的语气，一张纸巾，一个力所能及的帮助，让深陷囹圄的嫌疑人感受到一份尊严、一份关心，并不是所有的嫌疑人都是十恶不赦，并不是所有的庭审都要剑拔弩张。被害人一句谢谢你们，被告人庭审后深深的鞠躬，当事人彼此真诚的谅解，点滴的细节让我深深的意识到，惩罚并不是刑罚的根本目的，维护公平正义，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才是一名检察官崇高的使命！

 

这时，我的腿开始频繁疼痛，被诊断出双侧股骨头骨髓水肿、骨质分布不均匀、滑膜炎，用医生的话说，两块本来已经糟了的骨头泡在有炎症的水里，罹患股骨头坏死的机率要比正常人高很多。从那时起，我不能再爬山，不能跑跳和负重，三伏天两条腿也是冰凉的感觉不到体温。如果真的股骨头坏死，一个二十八岁的女孩，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天塌了。爸妈的鼓励，师长的关心，让我开始积极治疗，尝试各种可能的方法，只为了延缓股骨头坏死的时间。也是在这个时候，一直陪伴我七年的人，用自己的坚持打动了我和我的家人，我有了自己的家，虽然成都到北京的距离阻隔了我们太多的相聚，但心里的温暖让我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爱。为了不让身体影响工作，我上班时间尽量提高效率，不想别人把自己视为病人怜悯，我努力工作证明自己，能自行补充侦查的就不退回公安机关，能结案的绝不延长，办案中积极释法说理，争取每个案件的处理都能得到被害人和嫌疑人的认可与理解。在完成案件之余，我成功的申请并结项了国家检察官学院的课题。我重新拾起了自信，就算身体不好，我一样可以跟其他人完成同样数量的工作，就算爱人不在身边，我一样可以很好的生活。

 

2014年4月底，我离开了我热爱的公诉岗位，被调到法律政策研究室。我从未想过会离开公诉部门，不能办案，不能出庭支持公诉。知道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我哭了，不管我再怎么努力，在别人眼里我始终是一个被怜悯的累赘，一个可能随时不能工作却又占着位置的定时炸弹。可是我只能选择服从。在适应的过程中，院领导、处室领导给予了我莫大了鼓励，我慢慢找到了自己调换岗位的意义，事实并非我想象的那样糟糕。我开始梳理在公诉工作时的想法和发现的问题，让自己慢慢沉淀，跳出案件本身反观公诉工作。研究室人员紧张，在主任的合理分工下，大家各司其职，互为补充，一个融洽和谐的集体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舒心和温暖。作为年纪最小资历最浅的人，我尽力承担下我能完成的工作，努力像其他同事学习新业务和待人接物的技巧。研究室，作为综合业务部门，要协调全院的调研工作，要与上级院主管部门沟通，工作性质的变化决定了工作理念的转变，新的工作新的体验，我开始庆幸这个变化的发生。为了让自己的法律语言专业背景更好的应用于检察工作，促进公诉工作的规范化，我开始梳理近几年的公诉法律文书，积极申请课题，力求在检察业务信息公开的初始阶段，为提升我院执法公信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现在的我比在公诉时更忙，加班的频率也更高，没有那么多时间跟老公煲电话粥，没有那么多时间陪爸妈视频，身体也还会不舒服，但我却不再抱怨，也不再质疑，在这里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即使不再是公诉人，我依然热爱我的检察事业，依然坚守我的检察梦。

 

梦想的确立只需一时冲动，梦想的实现却要一生奋斗！激情渐渐退去，梦想渐渐清晰，我开始在平凡的工作中探索适合自己的风格，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圆梦路。没有了儿时“填补法律空白”的自傲，也不会再为繁杂的工作轻言放弃。践行和谐司法，作一名有血有肉、带着人性关怀的检察官，就是我，一个80后检察官将用一生坚守的检察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