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兼顾法律与道德

法官，兼顾法律与道德

 

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人民法院 薛姣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哲学之永恒主题，古老而盛久不衰。关于“道德”一词，它最早是哲学的一对范畴，“道”原指人们行走的道路，引申为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德”和“得”意义相近，意指由“道”而得的规律或性质，通过对“道”的认识和修养而有德于己。老子因此有“道生之，德畜之”的说法。今天我们将道德理解为被社会认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它是社会民众“内心的法律”，能辨别善恶，调节行为。

 

法律乃正义之律令，它由立法者造就并反映、体现人们现实的愿望、需求与主张，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法律具有维护社会平等、公平、公正等社会正义的伦理性价值。法律本身是自律的、理性的，其自律性与规律性源自西方法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自然法”观念，自然法思想起源于西方法律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希腊哲人创建了诸如自然、理性、公平、正义等一系列概念，其主张不应把法律与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对立起来，而是要到习俗中去找寻隐含于其中的“法理”，并根据“法理”来提升习俗，使习俗包括法律变得更加高贵而赋有尊严。

 

因此，法律的制定必然源自于道德原则提供的思想基础，法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实际地受到传统道德、风俗习惯的深刻影响。对于立法机关而言，法律和道德不可分离，立法者制定法律需采取道德上的材料，故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的道德要求，例如杀人、盗窃、合同违约、欺诈等违反道德的行为同样是法律所禁止的，反之，违法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惩罚的同时也会受到道德的强烈谴责，又如“善良风俗”、“诚实信用”等民法中规定的原则即是社会公德纳入法律规定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法律是外在的规范与约束，那么道德就是心理的习惯与依赖，在司法实践中，法律与社会道德之间时常会产生一定的冲抵甚至是相违背，从而表现出法律的不道德性。如我们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放纵”一名蓄意谋害者，或因民事权利的诉讼请求主张超过了诉讼时效而令有理之人败诉，或者法官驳回一个有权利但无证据支持的诉讼请求，抑或行为人因感情纠纷杀害妻子留下无辜的孩子孤苦伶仃，由此引发家族矛盾骤然上升……当社会对诸如此类行为大声斥责、民众舆论哗然，对有法律依据但无道德支撑的社会行为大加鞭笞时，法官是否能理性地对待社会舆论的渲染，是否会正确看待与理解法律的不道德性，能否秉持正义的理念循法而行呢？

 

为法官者，当以法载道，以官济民，二者合一，方为法官。法官乃法律的宣言者，正义的守护神，其肩上担负着实现法律公正的神圣使命，故其自身必须同时具备精湛的职业技能与对法律坚定的信仰。除此之外，法官还须具备崇高的职业操守，“法有限，情无穷”，不管法律制定得多么细致，仍不能面面俱到。所以，法律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职业操守决定着法官如何把握手中的自由裁量权。“用道德原则填充法律的外壳”这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思想根源，因为法律规范并非僵硬教条，审判活动也并非冷若冰霜，司法过程需要体验人类之常情，需要感知人性之冷暖，需要注入道德强大的感召力。古罗马法学家杰尔苏斯曾指出，“法律是决定善良和公平的一门艺术”，而古希腊的柏拉图也提出了“法律真理的客观性应包含善之理念”的着名论断。故对于司法职业者而言，法律和良心是其唯一的上司。因为现实中案件种类层出不穷，内容繁冗复杂，并非法律条文能一一涵盖，这就需要法官在符合立法精神的情况下，本着“善之理念”，

 

坚持“让道德统领良知，让良知服务法律”的信条，针对不同的案件事实进行准确的价值补充及取舍。

 

由此可见，司法活动中法官需胸怀一颗“善良的心灵”，眼光要不断穿梭于法律条文与案件事实当中，思维要常常往返于现实生活的情与理当中，体会当事人的心理，兼顾法律规则与传统道德，心怀公正，悲天悯人，听从自己内心良知的声音，如此作出的裁判才会更加贴近群众的道德情感，从而通过其裁判结果影响人们的内心思想，调整人们的行为规范，使人民群众从法院的裁判中形成合理的预期，进而达到反映普通人性和引导人心向善之目的。

 

为了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法官在具备丰富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之上，还要具备崇高的职业素养，怀一颗公平公正之心，既要遵从法律法规，又要顾及伦理道德，英国着名法理学家哈特谆谆告诫：“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的道德要求，尽管事实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真理”。在司法活动中，时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明断是非、心底无私，才能塑造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

 

“道德上邪恶的法律也是法律”，这句话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彰显了法律本身不可撼动的权威。身为法律人，我们必须在坚持“法律至上”原则的框架内，恰当地融情于法，使法律与道德达到适度统一。